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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战争年代，周总理既真刀真枪地上过战场，又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秘密领导地下工作，几经生死。

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期间，周总理又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，全身心投入到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局之中。

全国解放后，周总理又成为了共和国的“大管家”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均有涉及，各种繁琐、麻烦的小事他也事无巨细要过问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周总理又想方设法上下周旋，不惜在夹缝中委曲求全，保护了一大批干部，只为了维护社会稳定。

在周总理人生的最后几年，尽管他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，不允许再负担繁重的工作了，但他却像一头只知负重的牛，拖着劳累不堪的身体继续干活。

面对国内复杂的形势，周总理的一句“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”叫人心疼。在我党的每一个重要关头，都能够看到周总理的身影。

1957年底，针对国内经济“冒进”的趋势，周总理提出了“反冒进”，这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。周总理虽然深感委屈，但他还是含泪写完了检查，将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，并在检讨完毕后提出了辞职申请。

但周总理的辞职申请最终没有获得通过。于是，他便又毫无怨言、全身心投入到了国家建设的大局之中。

一天24小时，周总理用来处理工作的时间就超过了12个小时，有时甚至是16个小时以上。白天，周总理忙着参加各种会议、招待外宾，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很奢侈。深夜回到西花厅后，周总理便又坐到了办公桌前，继续忙着处理积攒的文件。期间，还有电话不断响起。这时，总能听到周总理严肃而略显疲惫的声音：“我是周恩来……”

周总理每天超负荷运转，处理工作，就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还曾请求他“你每天要多睡两个小时。”

周总理工作起来简直可以用“不要命”来形容。

1965年，为了调查各部门的值班情况，某天半夜一点左右，周总理先后给三个单位的值班室打去了电话，只有外贸部的电话被立即接了起来。

电话接通后，周总理亲切询问了值班同志的姓名和工作情况，随后才交代了任务。值班的同志没有听清楚，又向周总理问了两次后才挂了电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周总理叫来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。会上，周总理夸奖了外贸部的值班情况，并强调说：“那名值班的同志听不清楚敢一再问，这很好。含糊不清是要耽误事情的。”

紧接着，周总理才交代各位负责人要“认真检查一下值班室的工作，严格遵守值班制度。”众人听后，深刻认识到了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重要性。

1966年，北京国棉一厂的两派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，一度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。这天深夜，周总理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后，高度重视，立即给谷牧打去了电话。

刚刚睡下的谷牧接起电话后，就听到对面传来了周总理的声音：“我是周恩来。”

谷牧当即清醒了过来，他急忙问道：“总理，您还没休息吗？”

周总理“恩”了一声，便叮嘱他要抓紧时间处理好北京国棉一厂的事情。由于此时已经是深夜，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早已休息了，谷牧便在电话里说道：“是，总理。您放心，我明天一早就处理。”

周恩来说道：“好。”便挂断了电话。

然而，等谷牧第二天上班准备处理时，却发现周总理已经连夜帮忙处理了，并将相关情况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。

这件事给谷牧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，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工作。直到多年后想起这件事情，他仍感到愧疚和不安。

在所有西花厅工作人员眼中，周总理深夜甚至一晚不睡处理工作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。他是一位真正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总理。

然而，长期的过度劳累令周总理的身体透支严重。尤其从1966年开始，每天从各地进京、闹着要见中央领导人的人越来越多，为此，周总理抽出了大量时间与他们见面交流。

面谈结束后，周总理又要与相关负责人谈话，或者赶着去参加会议。这一时期，周总理几乎每天都是在天边泛亮时才能够回到西花厅。而回到西花厅后，他也不抓紧时间休息，反而继续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。

好不容易碰上了周总理想要睡一会儿，结果外面的吵闹声却不断传到西花厅，叫人无法入睡。与西花厅仅隔着一堵墙的街上，在别有用心之人的挑唆下，每天各种口号不绝于耳，街上满是人，被堵得水泄不通。

吵得最严重的时候，西花厅连着好几天都处在噪音之中，就连工作人员都被吵得烦躁，就更不用提周总理能不能休息好了。

周总理并不怎么在意自己生活中的这些曲折，最让他焦心的是形势的发展。1966年12月，彭真同志不知所踪了。周总理得知情况后，立即找人了解情况，寻找彭真同志的下落。最终，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，他只好给北京卫戍区下达指示，要求他们一定要找到并营救出彭真。

时间刚刚进入1967年，周总理就没有放松过。因为许多老同志都先后受到了冲击，周总理心中着急不已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凌晨两三点他才回来，一回来就又开始工作。

因为心情不好，加之劳累过度，周总理瘦得很快。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多次劝他注意休息，邓大姐也写字条提醒。但周总理依旧“我行我素”。

看着周总理一天天越来越瘦，大家十分焦急。一天，工作人员聚在一起秘密开了个小会，会议主题就是“想办法让周总理休息”。

这时，会上有人说道：“要不，我们也给总理写一张大字报？”

话音刚落，大家便不约而同地表示“可以，我同意。”

决定好写大字报后，大家便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起大字报的内容。最终，经过讨论后，写成了草稿：

“周恩来同志：

我们要造你一点反，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，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，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、更多一些。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，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。

1967年2月3日。”

大字报写好后，大家又把草稿送到了邓大姐处，交由她审定。邓大姐看后，稍作修改，在第三句身体后面加上了两个字——“变化”。然后便审完了。

于是，工作人员又照着邓大姐审订后的内容重新誊写在一张纸上，将它贴在了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。对周总理来说，这里无疑是最显眼的地方。

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果然，周总理回来后直奔办公室，走到门口，他一眼就看到了门口贴的大字报。周总理认真阅读后笑了起来。

第二天，周总理又在大字报上写道：

“诚恳接受，要看实践。”

这一天，邓大姐又叫来工作人员写下自己口述补充的五条建议，并在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“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，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。”

这张大字报贴出后，每当有中央领导同志来西花厅看到后，都会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，表达自己的态度。上面便有陈老总、聂帅、叶帅等人的签名。

虽然大家一再叮嘱周总理要多休息，他也表示“诚恳接受”，但一旦开始工作，他便将这些抛之脑后，继续不分昼夜抓紧时间处理工作。

周总理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国家和人民。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被一代又一代国人铭记，他的伟大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国人奋勇向前，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参考资料：《西花厅岁月》《党史文汇》、国防部网